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里，生活在这里的普通百姓大多数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那就是自己被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越来越“边缘”化了。以北京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北京人在河北燕郊置业的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相反，那些城区位置好的项目，房子大多数被外地人购买居住或用作投资。2006年，北京三套房子中，就有一套房子是被外地人或外国人买走，无形当中增加了北京楼市供给的压力，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外地人产生的购买需求也是促进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二三线城市人口拼命向一线城市迈进、三线城市人口向二级城市挺进、县向市挺进、镇乡向县城迈进，上述人口迈入一个城市的重要标志就是在此买房置业。 

        “人往高处走、水王低处流”，房价成为加速一个城市人口贫富分流的重要武器，但是对于那些被边缘化了的弱势人群来讲，明显不公平。为城市奋斗一辈子，到头来居无定所，被彻底赶往郊区甚至被迫无奈移民外省市。近年来很多城市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无不与此有关：拆迁问题、安置问题、暴力抗法等等比比皆是。 

        在上世纪80年代，广东商贩到江西、湖南等地收购生猪。由于广东人在小平同志的忽悠下率先富裕了起来，因此广东猪贩子收购生猪的价格就大大高于当地猪贩子的收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养猪的农民肯定愿意把辛苦养大的猪卖给广东人。这样的结果直接就导致江西、湖南等地的猪大量流入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就出现了“猪肉慌”，当地人民无肉可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无肉可吃，这对当地的父母官来讲，绝对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此江西、湖南就下令封锁省界，规定在没有完成本地收购任务之前，不准自己省份的生猪运往广东。一时间，商贩要破封锁界线，政府要守，双方进行类似足球场上的攻防演练，一时间，边界线上战火纷飞，据说还有动抢火拼的场面发生。 

        如果我们把房子看成生猪的话，那么中国房地产如今也面临类似“生猪保卫战”的问题。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他费劲万苦生产出来的商品房，一定要卖高价，必然是价高者得之；从民众角度看，改革开发确实让数量不菲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这些人万众一心要向大城市汇聚，于是造成城市住房供给严重短缺，最重要的是那些普通百姓无能力购买，从而对房地产发展怨声载道；对于政府来讲，更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们希望借助房地产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一方面有迫于民众压力，必须保证大部分人有房居住。 

        有房住和有肉吃问题一样严重，房子不好没有关系，必须得有；肉是瘦的肥的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吃的那就是你的社会主义制度出了问题。因此对于民众来讲：有房住和有肉吃都是基本的人权问题；对于父母官来讲，他们就是政府问题，必须得以解决。 

        针对有肉吃的问题，江西和湖南的地方政府采取了封锁省界的做法，但是这种行政干预的做法虽然让大部分当地居民有肉可吃。同时也有其不利之处：一是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二是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广东商人来买你的生猪，等于变相对当地经济的一种投资和促进；三广东买家无生意可做，同样损失惨重。 

        按照“生猪保卫战”的模式来控制房价，很多城市已经开始行动了。比如限价房、经济适用房，外地人就无法购买。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一旦对商品房进行限价、限销售对象，那同样就会出现“生猪保卫战”里面的不利局面，那就是开发商和外地投资者损失惨重。 

        那么有没有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既让普通收入群体买到房，让外地人进城买房不受丝毫限制呢？江西、湖南两省在“猪肉保卫战”中总结的经验可以看出来，政府依靠强制封锁省界是行不通的，因为农民反对，外地猪贩子与农民偷偷进行地下交易屡禁不决。最终的结果就是政府放开猪肉市场，同时对于本地收购者给予财政补贴和免税政策，最终的结果是民众有肉吃，农民收入也增加了，市场也规范了。上述做法对如今的房地产市场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在高房价面前，我们采取的措施绝对不应该是直接打压房价或者限制购买对象，我们应该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对于那些中低收入群体，应该采取增加收入、降低或减免购房税费让其有能力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