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大多年纪很小就离开家乡，出外闯荡，天生的“无所畏惧”，而正是这样的个性才“圈画”出了唐家人风云一时的人生轨迹，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得风气之先的唐家湾，满足了后人对先贤荣光的追寻，也引发我们对逝者如斯的无限景仰！

百年来，这座静卧在珠海东北角海岸线上的小小古镇，孕育出了众多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从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到中国第一座煤矿的创始人唐廷枢，再到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

虽然，这群声名显赫的先贤如今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中，但当我们重新走进唐家湾这方土地，探寻诞生于此的名人轶事时，依然会联想到“人杰地灵”。有人说，唐家人的“杰”在于“不甘平庸”，不管是政坛要人，还是革命先驱，或是商海奇才……唐家人身上始终交错着“开放”与“创新”的个性。

先人一步

“在唐家人看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翻开唐家湾的近代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留洋史”。

１６０年前，唐家东岸村人黄宽便引领风气之先，与中国“留学之父”容闳同时走出国门，成为那个闭关锁国的时代主动“走出去”并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之一。

从而，唐家人出洋留学的历史篇章也由此拉开。

可想而知，在那个把洋人称为“番鬼佬”的年代里，出洋留学一开始并不被人理解，因此，很多地区的家长即使家境贫寒，也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但与此恰恰相反的是唐家湾，“唐家人思想开通，都乐意到港澳和海外学习，甚至很多人将出洋留学视为踏上仕途的光明道路。”对唐家历史颇为了解的唐有淦老人告诉记者。

清政府在１８７２年至１８７５年４年间，共派遣出１２０名幼童赴美留学，而在这批官费留学生中，唐家湾就独占１４名。

对此，“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副秘书长杨义认为，当时的唐家湾毗邻港澳，正处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唐家人得西方风气之先，在那时已经明显感受到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激烈碰撞，“在唐家人看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所以愿意走出去接受先进文化”。

因此，这一时期，唐家湾可谓是中国思想界的剧烈“震荡带”，而唐绍仪、唐国安、蔡廷干、梁如浩等留美幼童，以及后来官费或自费出洋留学英国、法国、日本的唐悦良、唐宝锷等唐家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猛烈冲击封建思想堤坝的先行勇士！

不甘平庸

把“创新”、“冒险”当作寻求新生活的机遇

如果套用当下时髦的话语，那么，唐家人应该称得上“叛逆一族”，因为他们身上绝少有传统思想的保守性。当我们重新回顾每一代唐家人的人生轨迹时，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们把“创新”、“冒险”当作寻求新生活的机遇，而且这两种精神一直渗透到他们生活、事业的主线。

在硝烟弥漫的商战里，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初，会同村著名华人买办莫仕扬三代便独具商品竞争意识，创新出奇招，掌管英国庞大的太古洋行达６０年之久。而比莫仕扬正好小上一轮的唐廷枢，声望与财气较之莫家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唐是上海滩洋行里“呼风唤雨”的领袖人物，很快，他的商业才能引起了清廷重臣李鸿章的关注，并应邀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官督商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总办，随后，在多种保守势力面前，唐大刀阔斧地进行多种改革，随后又领命创办开平煤矿。“说干就干，我们这一位香山籍的珠海人，在上海滩向体制、向市场发起了一轮以头撞墙，至今都令人可佩可敬的经济改革。”市博物馆研究员李世源认为，这是一种超前意识的创新精神。

同样，帮助孙中山促成中国共和体制建立的唐绍仪，１９３０年在任中山县县长时，便大胆提出并付诸实施在唐家湾一带筹建５万吨级码头，开辟港澳与内河航线，设置国际无税商埠以吸引国际资本，意在建设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最终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唐的理想止步于一张蓝图。但现今真的如唐所想，珠海发展成了经济特区，珠海保税区也于１９９０年成立，后人都说，“唐绍仪的思想整整超前了半个多世纪！”

在各行各界超前创新的唐家人还有许多，大新百货创办人蔡昌，我国早期汉学家、中国律师协会的创办人唐宝锷，资深外交家、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的唐悦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苏兆征和人民版画家古元……

“中国历史上的多少个‘第一’与唐家人密不可分？实在太多，这基于唐家人的创新叛逆精神，也得益于他们早期的出洋留学，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看问题的方式也随之改变。回国后，他们借西方之文明学术，为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博物馆研究员杨长征认为。

兼济天下

充盈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侠士情怀

何为侠士？在博物馆研究员李世源看来，侠的骨子里透出的其实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士”的情怀，死是为了成仁，不一定都是成功。但有些人既成仁，也成功了。

李世源曾说，“唐廷枢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侠士’”，因为他，干成天大事不是为了自己。“开平煤矿的创办，用一波三折来形容，真是远远不够。唐廷枢集股筹资，官督商办的官家只拿出每年买煤的十分之一即十万两作为资金，其余上百万两都得以唐的人格魅力去号召粤籍为主的乡人亲友给面子。其中艰辛自不必说。政治层面上达官贵人说是开煤矿会惊动两百公里外的东陵龙脉，建铁路火车会震惊列祖列宗。今天听来天方夜谭的蠢话，这在当时，却是砍脑袋的人命关天的大事。”

可以理解，很多时候，人生的选择是被时代洪流挟裹着被动向前的，但唐家人身上却拥有一种浓浓的“入世”情怀，一种充盈着“悲天悯人”的“侠士”情怀。试想，如果不是因为这种情怀，唐廷枢有必要在风光无限的上海滩退去，跟随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大搞实业吗？如果不是这种情怀，凭与袁世凯的莫逆之交，唐绍仪当时会与一心想复辟帝制的他针锋相对，继而愤然辞去总理职务吗？如果不是这种情怀，１９１１年中国爆发推翻帝制革命时，唐国安会在只剩一人的清华园里，于危难之秋独撑校务吗？同样，不是这种情怀，粤剧作家唐涤生会在“术业有专攻”的情况下，积极参加抗日宣传队吗？这样的唐家人，还有许多许多……

逝者如斯，永远走在历史“风口浪尖”的唐家人，为历史留下壮烈而温暖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