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薛氏族谱引出了一个重大发现——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曾经热烈反清排满，之后又率先提出“民众的联合与合作”主张的社会改革家，被誉为“中国合作运动之父”的薛仙舟，可能就是珠海南溪村人。

几个月前，一份记录周详的薛氏族谱和一部长达十几万字的电子版回忆录从美国加州漂洋过海，传到了前山中学退休教师刘志明老人手中。提供薛氏族谱、撰写回忆录的人就是薛仙舟的侄子——出生于珠海南溪村、如今已定居美国的七旬老人薛锦寰。

“根据薛锦寰所提供的回忆录和一系列佐证，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被称为‘中国合作运动之父’的薛仙舟就是珠海南溪村人”，刘志明很认真地对记者说。

族谱披露名人身世

薛仙舟这位最早在中国发起合作主义运动的先驱，一直都被笼统地认为是广东省香山县人。现实中“香山县”覆盖的区域甚广，被载入《中国近现代名人录》的薛仙舟究竟何处出生，一时成为历史的悬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志明看到了同乡薛锦寰撰写的薛氏族谱和回忆录，族谱中关于本族人薛仙舟的记载引起了他的注意。

记者看到，在薛锦寰所提供的薛氏族谱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薛仙舟，字赢，生于１８７８年，逝世于１９２７年，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早年参加革命，后任工商银行总经理，复旦大学校务长，教授德文、公民及经济，中国合作运动的导师，精通五国文字，为人刻苦耐劳，毕生为国为民。逝世后，上海复旦大学有仙舟图书馆以作纪念。”

一代合作主义导师薛仙舟的出生地，是否就是薛氏家族所在的珠海市南溪村？刘志明开始搜集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

英年早逝弟子撰文

沉寂８０年的《薛仙舟先生》铅印本浮出水面

据薛锦寰回忆，１９２７年，年仅４９岁的薛仙舟英年早逝，他的死对薛锦寰父亲的打击极大，认为是“痛失良弟，国失良才”，虽长久念念不忘，但不愿提及。

对于自己的小叔薛仙舟，薛锦寰虽因年幼知之甚少，但通过父亲等人也能领略一二，为了日后能知其详，他从此一直注意收集和收藏有关薛仙舟的资料，不论价值大小有用与否，都一律不放过，保存下来。

薛仙舟逝世时，他的学生王世颖为纪念恩师撰写了《薛仙舟先生》一书。其铅印本一直被薛锦寰的二姐薛锦琴保存，直至１９６０年薛锦琴逝世。在整理二姐遗物时，薛锦寰意外发现了这个珍贵的铅印本。

“王世颖在《薛仙舟先生》一书中有所提到，薛锦琴的丈夫林天木当时与薛仙舟同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关系非常密切”，刘志明说，“铅印本证实了薛仙舟与薛锦琴的亲缘关系，并且说明史料中的‘薛仙舟和薛锦琴’正是薛家族谱中的薛仙舟和薛锦琴”。

手写信件提供佐证

当年，薛锦寰在整理薛锦琴遗物时，除了《薛仙舟先生》一书，他还注意到了一封手写稿信件——薛仙舟追悼会筹备处写给薛锦琴的丈夫林天木的信，内容是关于复旦大学薛仙舟图书馆的筹备事宜。

据刘志明提供的资料记载，为了纪念中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薛仙舟先生，１９２９年复旦大学扩建奕柱堂，增添两翼，形成现在的规模，同时将奕柱堂更名为“仙舟馆”。当时，复旦大学校友于右任为扩建的新楼题写了“仙舟馆”三个大字。解放后，该楼一度改名为７００号楼、校史馆等，如今在复旦大学校园内，薛仙舟与复旦大学的这段历史渊源依然依稀可见。

刘志明认为，按照中国民间的常规思维，薛仙舟逝世后，追悼筹备处必定会将其身后事宜告知薛仙舟家人，征求其家人意见。那么，这封以“天木先生”为抬头的信件，就再次证明了林天木与薛仙舟的亲缘关系，进而说明曾任复旦大学校务长的薛仙舟其实就是珠海南溪薛氏族谱中提到的薛仙舟。

南溪村留薛家足迹

薛锦寰在回忆录中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位坐兜（两人抬的轿子）的人物来南溪探访父亲，介绍时要我叫绍仪伯。他离开后，父亲对我说：绍仪伯很有心，很长情，他从很远的唐家来南溪看我们的。”

“薛锦寰所说的绍仪伯就是中国第一位外交部长唐绍仪”，刘志明说，“唐绍仪对南溪村的薛家有很深的交情，曾经以官费资助薛仙舟出国留学，这些珍贵的历史往事都被当时仅有五六岁的薛锦寰记到了心里”。

在珠海市历史档案网《老相片》一栏中，记者查到了薛锦琴年轻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有可能就是薛家在珠海仅存的历史证明了”，刘志明说，１９４９年薛家大部分人都去了香港，现在几乎没有薛家后代留在南溪村。

“看了回忆录后，我觉得南溪村的薛家很了不起，从南溪村走出来的薛仙舟更了不起！应该让更多的珠海市民知道薛仙舟这个人！”刘志明的想法很简单、不掺任何杂质。

历史的重重迷雾逐渐被层层拨开，如今，刘志明正忙于帮古稀老人薛锦寰实现他的三个愿望：一是要证实薛仙舟确实是地地道道的南溪村人，二是将薛仙舟的故事贡献给珠海市民，让更多的珠海人知道他的生平事迹，知道他是从珠海走出去的名人；三是如果可能的话，将南溪村的村史整理出来，存放到珠海市档案馆，让这段历史不被人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