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不少医疗界人士指出，重大车祸和其他灾难的抢救，疫病的爆发流行和社会特困人群、无主病人的救治，都责无旁贷地压在医疗机构身上，目前国家还没有用于解决欠费问题的专项拨款，致使这些事后大部分经费无法解决。医院为了维持运作，在充当“救命恩人”的同时，不得不扮演追债人的角色。如此这般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形象。因此“救治无主病人成了医院两难的选择。不救吧，有违医德;救吧，对医院发展不利，这实际上是医德与生存的两个问题。” 遵医五院院长安荣泽认为，要落实“先抢救、后收费”，需要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安荣泽说，由于国情所限，我们对患者不可能全部免费，建立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患者的医疗费用承受能力，但是这一制度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有个过程。 他还提出建议，各个相关部门应当尝试建立三种紧急医疗救助渠道。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3种救助政策。 首先建立正常渠道的政府医疗救助策略：一部分是在户籍所在地的贫困患者，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医疗救助制度，解决他们的医疗费用难题。 其次是建立流动人口紧急风险基金预先垫付策略。比如说，临时来旅游的游客一旦得急症，当时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医院不可能分清楚这些人的身份，一旦遇到这样的病人，可以立刻通知紧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核实患者的身份等情况，先期为患者垫付资金，等患者回到原住地后再将所欠费用还给政府。 再次，建立贫困的流动人群异地救助策略。如一些确实没钱的流动人口，政府可以通过异地救助政策，对患者确实还不了的欠费，由患者户籍所在地政府和救助地所在政府联系后，统一上报国家，由民政部门统一支付。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丁文清也认为，医院提供公共医疗服务，政府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且，建立各种救助策略，从法律来讲理所当然，投入也不高，政府能够承受得起。 丁文清说，先付费还是先抢救，这个命题要首先看医院的责任是什么。作为公立医院，本身是具有履行各种社会责任义务的，如果患者确实有困难或者情况特殊，比如无主病人等，这种情况下送往医院，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从医院的社会责任来看，医院都不应该以没有付费为前提拒绝救治患者，这种行为是严重违背社会责任与基本道义的。 但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丁文清认为，崔峰建议增加政府投入，并建立医院公共救助基金，点到了解决医疗欠费问题的要害。但他也认为，这种基金一旦建立，一定要明确使用方向，这是救急，是要帮助最贫穷和最急需救助的患者，建立基金的目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丁文清还认为，在救治优先前提下，还要建立追缴机制，防止存在道德风险。 他说，现在不少医院面临数量不菲的难以追缴的费用，原因很复杂，性质也完全不同，需要多部门来建立协调解决机制。 比如一些街头斗殴致伤的患者，送来医院救治，司法部门应该介入;比如一些故意把患者遗弃在医疗机构的行为，可能还需要让患者家属履行道德责任;而真正无力支付的患者，需要民政部门来救助。事实上，患者看病不买单或者无力买单，这些责任让谁去全包都不合适，如果说全包了，这中间就会存在道德风险，会造成恶意拖欠医药费。 |